最初是冲着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书名去的，心想一个历史大家的阅世感悟，应该是有相当深度和不凡见地的。哪知道槽点颇多，最后这竟成了我看完本书的动力…
和以往印象中的大家不同，何的学术之路一开始就是充满“功利”色彩的。由于“亲老家衰”，从小就被教育出国留洋是民国废除科举之后的“新时代”科举之路，因此，从童年开始就明确了目标：先考进清华，再考取庚款。说实话，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眼光是远超普罗大众的，而且，一心读书，直奔计划，按部就班几十年，这种毅力还真是让人佩服，你也可以说这是目标明确，志向远大。“功利”是说求知的出发点不是出于对知识原生的兴趣和热情，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以结果为导向，只要对学术有真正的贡献就好，考察探索的动机意义不大。但记得我刚进大学时，对那些一进来整天就盘算着如何出国如何从一开始准备好申请所需材料的同学，我是有点看不起的，觉得这对大学的理解未免太狭隘太功利，大学是什么，是一个陶冶情操的地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来大家都纷纷名校一路光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图样图森破..
由于目标是考庚款，所以从小就开始针对考试科目进行旷日持久的积累和训练，比如英文和西史。第一次却考失败了，主要是没学过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第二次考试的科目和题目，对他来说那是正中下怀、撞在枪口上，所以高分考取。他认为第一次（1940）年没考上是塞翁失马，因为如果考上的话那二战前应该就博士毕业尽快回国了，那样即使能渡过百花反右，也难逃文革的折磨与清算，而第二次考试因珍珠港事件爆发延误了三年。
同辈中丁则良才气和学识过人，“是清华第九级历史系同学中最杰出的”，“我衷心羡慕他记忆力之好、悟性之高、学习语文之快、中文表达能力之强”，也是很大的竞争者，第二次考试时却因病缺考，何感到“两年多笼罩着心灵深处的阴霾似乎显示出了一线曙光”。后来丁考取留英庚款赴伦敦读博士，放弃英文，转投斯拉夫研究所，新修俄文，专功俄史。1949年秋冬，丁致何的最后一封信，非常激动地说，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结局却是，1957年百花反右自沉于北大未名湖…
多年后作者还对当年有谁哪次考试哪科考了几分排名几何甚至连中学升学排名都如数家珍，要说年轻时难免热衷这些人与人之间或者校际比拼的数据指标，也无可厚非，但小孩才比座次，大人只看人生，如果都走过岁月长河人生大浪的人还津津乐道，只能说“不忘初心”吧…
吴宓日记中一则：“七月四日，星期日。晨8：00何炳棣来，谈其治学计划。直到10：30始去。” 对此，作者说：“60多年后我仍无法想象..更难解的是像雨僧师那般学贯中西、阅世知人的硕儒，竟能从头到尾耐心地听而毫无愠色。无法解释的解释只有是：清华精神！” 一个学生跑来和老师聊天而没有被老师发怒赶走，这种芝麻大的小破事哪个学校没有，这就能扯到清华精神，还无法解释的解释，而且是号称读史阅世60年的人说出来的，我才觉得难解，这是开玩笑还是装可爱啊…
当年流行一首打油诗描述梅贻琦当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文中附了庚款考试题目，中英文翻译等，以今天眼光来看都是非常难的，远超现在博士入学考试水平，当年要选拔的是真正的顶尖精英啊。
有一段师母张景茀回忆恩师雷海宗的文章：“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飞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无人帮忙，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这个“证明”正好证明了这位夫人才是真正的品德高尚虚怀若谷啊。
说胡适以博雅宽宏处事中庸著称，有时也会性情流露口出狂言，比如他评价“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还有“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作者对新儒学非常不待见，“不得不严肃批判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并说他英文文章用词太油滑。
做历史学术研究，长于逻辑和说理，并不要求文学水平，所以本书语言水平不敢太恭维。作者在开篇也自认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