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1939年2月28日—— ），因“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与Horst Störmer和Robert Laughlin一起分享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下材料来自诺奖官网，借助了谷歌翻译】
我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三个部分：在中国中部河南省一个偏远村庄的童年岁月，在香港的上学岁月，以及自从我来到美国上大学以来的岁月。连接他们的唯一线索是我一生所经历的周围人的善良、慷慨和友谊。
我的童年记忆充满了干旱、洪水和战争的年月（在我那人口过剩的村庄里，这些岁月一直在村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也充满了父母自我牺牲的爱和他们为我创造的幸福时刻。和大多数其他村民一样，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如何读书和写字。他们因文盲而受苦，而他们的痛苦使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自己的孩子走上同样的道路。1951年初，我的父母抓住了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机会，让我离开他们和他们的村庄，去一个他们和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远的遥远地方接受教育。
在香港，我带着恐惧和颤抖，夹杂着自豪和兴奋，开始了六年级的正规教育。我记得一开始不懂粤语所遇到的困难，但更清晰的是，同学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给予我友谊，把我带入他们的圈子，带我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在香港的第二年中期，我进入了以优秀著称、尤其是自然科学学科出名的培正中学。那里的许多老师高才低就。他们是中国最好大学的最聪明的毕业生，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和科学家。然而，中国的战争动荡迫使他们在香港苟着，教高中的小孩子。他们可能不是教学上最好的老师，但他们的智慧和视野激发了我们。即使是他们的随口一语，他们浪漫回忆在北大光辉岁月的故事，也会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认为正是他们，在无意识中鼓励了我们这些生活在最商业化城市的学生，把眼光放在金钱美元之外，将探索人类知识的新疆域视为一项智力上有成就感和有挑战性的追求。
1957年我从培正中学毕业，被台湾大学医学院录取。然而，由于当时不清楚我父母的情况以及我能否回到大陆与他们团聚，所以我留在了香港，参加了一个由政府主办的为期两年的特殊课程，旨在为中国高中毕业生进入香港大学做准备。第二年春末，我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令人惊讶的好消息，我以全额奖学金被我教会牧师的母校——位于伊利诺伊州石头岛（Rock Island）的奥古斯塔那学院录取。1958年劳动节刚过我就来到了学校，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年。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有闲暇去思考我的信仰，思考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找出一些道理。在香港，作为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我总是异常忙碌，大量参与教会活动和职责，并且因每天长途通勤而疲惫不堪。在这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地阅读、学习和思考事物。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要读研究生，专业和学校的选择从来都不是问题。杨振宁和李政道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都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杨和李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生的榜样，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是理想的朝圣之旅。
芝加哥大学充满活力和智慧。我喜欢它位于大城市、它的国际化氛围，甚至它肮脏的建筑和它们所传达的朴素风格。在那里，我有幸认识并爱上了本科生Linda Varland，在她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实验物理学家Royal Stark那时刚入职物理系，我也很有幸作为研究助理参与了他的实验室建设。我很早就意识到我想做实验物理，但我缺乏掌控大型实验装置的天赋，也缺乏对宏大的品味。我希望做台面尺寸的“小”实验，能够在上面修补改进。Royal Stark给予了我信任，让我在他实验室里尽情地尝试。我获得了自下而上学习的最佳机会：从工程师绘图、焊接、机械加工、设计，到实验室设备的建造和组装。当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我自信可以利用在那里学到的技术技能谋生。我推想，既然我总能利用自己的技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为什么不冒险尝试一个研究职位，做一些完全新颖、同时又具有智力挑战性的事情呢？
1968年初春，我离开芝加哥，到新泽西州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任职，从事固体物理研究。我发现自己在半导体研究中能有一席之地，尽管我从未进入半导体物理学（大部分是光学和高能能带结构）或其在器件应用中的主流领域。我漫步进入了一个被称为二维电子物理学的新前沿。1982年2月，在我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我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并开始教学。
我的许多朋友和尊敬的同事曾问我：“你为什么选择离开贝尔实验室去普林斯顿大学？”。即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这与我小时候缺失的学校教育有关吗？或许吧。可能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孔夫子，当我独处时，经常听到微弱的声音说：唯一有意义的生活就是不断学习的生活。还有什么比通过教学更好的学习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