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顿·李·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1932年12月5日—）昨天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讲述了自己的物理人生，内容大致和以下为诺贝尔奖基金会写的个人小传差不多，但加入了更多的细节和笑料。有人问他是不是《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Sheldon Lee Cooper）的原型，他爽快地回答了“yes！” 据高能所新任所长的微博：“格拉肖说，每次来中国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没有例外。我并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了原型，但名字是从我这儿来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库珀（提出超导理论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并不在意。” 但据维基百科说，剧中Sheldon Cooper和Leonard Hofstadter的名字来源是为了纪念美国影视业的一位先驱Sheldon Leonard，因为编剧是他的粉丝。
我的父母，刘易斯·格拉肖（Lewis Glashow）和贝拉·尼·鲁宾（Bella née Rubin）于20世纪初从巴布鲁伊斯克（Bobruisk，位于今天白俄罗斯中部）移民到纽约市。在这里，他们找到了沙皇俄国犹太人所没有的自由和机会。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的父亲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水管工，他的家人从此可以享受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虽然我的父母自己从来没有时间或金钱去接受大学教育，但他们坚持要他们的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在舒适和爱的环境中，我们被教导了知识和做好工作的乐趣。我唯一的遗憾是我的父母都没能活到我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
1932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我的哥哥塞缪尔（Samuel）和朱尔斯（Jules）分别是18岁和14岁。他们选择了牙医和医学作为职业，这让我的父母很满意。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这可能是我哥哥塞缪尔的功劳。我十岁时，他使我对落体定律产生了兴趣；当我十五岁时，他协助父亲为我打造了一个在地下室的化学实验室。我熟练掌握了硒卤化物的合成。但我现在再也不会做这种危险的研究了。除了偶尔建议我应该成为一名医生并在业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外，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的科学兴趣倾向。
我在布朗克斯（Bronx）科学高中的好友中有加里·范伯格（Gary Feinberg）和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和格拉肖还有萨拉姆一起因建立粒子物理标准模型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在纽约地铁上下学途中互相鼓励学习物理。另一位同学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erger）在学校食堂教我微积分。高中数学课结束后，我学习了立体几何。在康奈尔大学，我再次有幸加入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班级。其中包括数学家丹尼尔·克莱特曼（Daniel Kleitman，他后来成为我的姐夫）、我的老同学史蒂文·温伯格（他们一起申请大学，唯独被哈佛拒了，然而MIT等学校在城市里，他们作为在大城市长大的，觉得康奈尔的乡村环境更有意思，于是就都选择了康奈尔读大学），以及许多后来成为杰出科学家的人。在我的正规教育期间，我从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和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今天我们的研究生也是如此。
1954年，我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我的论文导师朱利安·施温格 (Julian Schwinger) 当时手下有十几个博士生。得到他的支持既困难又有回报。我的论文名为“基本粒子衰变中的矢量介子”，这表明我早期致力于电弱合成。1958年，当我完成我的工作时，施温格和我准备写一篇论文，总结我们对统一弱力和电磁力的想法。可惜，我们中的一个人弄丢了论文的初稿，一切就此结束。
我获得了NSF博士后奖学金，并计划到莫斯科的列别捷夫研究所去，与因为理论解释了切伦科夫辐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I. Tamm一起工作，他热情地支持我的提议。我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部分时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度过了我的奖学金任期，等待着从未到来的俄罗斯签证。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因为正是在这几年（1958-60年），我发现了电弱理论的SU(2)xU(1)结构。有趣的是，正是是哥本哈根，我与Bjorken一起完成了关于粲夸克的早期工作。这是在1964年短暂返回丹麦期间。
在欧洲逗留期间，我被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发现”了。他在1960年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介绍了我关于弱相互作用代数结构的想法，并把我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然后，他发明了八重法，这让西德尼·科尔曼（Sidney Coleman）和我分心了好几年。我们如何发现各种电磁公式，却错过了盖尔曼-大久保质量公式（Gell-Mann-Okubo formula）和卡比堡电流（Cabibbo current）的发现，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助理教授，然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数年。在此期间，我继续利用SU(3)味的唯象学成功，并试图理解由于自发对称性破坏而导致的偏离精确对称性。1966年，我回到哈佛大学，除了短暂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和马赛大学外，我一直留在那里。今天，我是哈佛大学的尤金·希金斯物理学教授。
1969年，约翰·伊利奥普洛斯 (John Iliopoulos) 和卢西亚诺·迈亚尼 (Luciano Maiani) 来到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我们一起找到了预测粲强子存在的论据。我后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与阿尔瓦罗·德·鲁朱拉 (Alvaro de Rujúla) 或霍华德·乔治 (Howard Georgi) 合作完成的。1974年初，我们预测粲夸克将在中微子物理或正负电子湮灭中被发现。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J/Psi粒子的发现，我们意识到许多不同的研究方向都正汇聚在单个物理理论上。我记得有一次对霍华德说，如果QCD如此出色，它应该可以解释 Sigma-Lambda质量分裂。第二天，他证明了确实如此。1974年，当我们谈到所有基本粒子力在简单规范群内的统一以及预测的质子不稳定性时，我们被认为是疯子。事情变化真快啊！
昨天的疯狂想法很快就变成了今天的教条。今年（1980年），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哈佛核心课程计划的启动仪式。我的这些学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科学家。尽管如此，在我的课程“从炼金术到夸克”中，他们似乎和我一样对寻找物质终极成分的奇怪故事着迷。
与生活大爆炸中（谢耳朵研究弦论）相反，格拉肖是超弦理论的怀疑者，因为其不能提供实验可检验的预言。他曾经试图阻止超弦理论家进入哈佛物理系，但最终哈佛大学还是接受了超弦理论。
格拉肖于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