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代的挪威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发达和高福利，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专利局小职员Ivar Giaever因为薪水微薄、晋升遥遥无期，外加二战后房源紧张、找不到适合一家人的住处，决定在1954年离开故土，前往加拿大投奔亲友谋生。
Ivar到多伦多后，日复一日地走街串巷寻找工作，走得脚掌生疼，钱快花光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当他介绍自己来自挪威时，许多人都以为挪威大概是瑞典的首都。
后来他去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多伦多分部的大楼，对一间办公室的秘书说自己想找一份工作。秘书说，穿过那扇门向左走，到了走廊尽头右拐，然后再向左拐，就是职位招聘办公室。
Ivar遵照秘书指示，结果发现自己走出了大楼，来到了大街上！
懵圈中，他又往前走了几百米。然后站在大街上犹豫了一下：那位秘书该不会这么残忍地耍自己吧？
犹豫完他还是决定再回去看一眼。他说这是个随意的决定，却成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
这一次，那位秘书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该去的办公室。
他填了一份申请表，过了一段时间真的被GE录用了，从当工程实习生做起，边工作边进修。
他后来转入了GE在美国的研发中心，并凭借在那里开展的超导体隧穿效应方面的实验工作，与江崎玲于奈（Leo Esaki）、布赖恩·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分享了197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 1949年，18岁的宁波鄞县人张忠谋进入哈佛大学，成为当年1100余名大一新生中唯一的中国人（外国学生总共也只有14人），畅游在西洋文学、艺术的海洋中。
然而为了将来谋生打算，还是听从父亲劝诫，“学工程才有前途”，在大二时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凭常识觉得工程就是关于机器的，就选择了机械系。当时的麻省理工有七八千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约各占一半，外国学生约占10%，女生约占1%.
1952年，他本科毕业，次年硕士毕业，之后当然是继续读博士了。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很难打入政治、金融、法律等行业，只有从事科技教学研究才好找工作，而这些职业又是最看重学位的。
读博士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每年考一次，通过率40%左右，最多可以考两次。很不幸（多年后被认为是一生最大的幸运），张忠谋两次都失败了。
接下来只能找工作了。尽管机械系的出路并不比其它工程系好，他还是凭借麻省理工的学位，很快接到了四家公司的邀请。
一家公司是相当有名的工具机厂，但月薪太低（大概380多），放弃。
另一家是“金属与控制”公司，月薪420，也低于其它两家不少，放弃。
第三家是大厂“福特汽车公司”，风头正劲，员工数十万，营收全球前十。月薪479。
第四家是希凡尼亚（Sylvania），正准备开辟以半导体为材料的晶体管事业。当时是1955年，半导体行业出现都才3年左右。张忠谋连“晶体管”这三个字都没听过，只因为自己三叔有朋友在那里，就申请来看看。出人意料的是，月薪竟然比福特还高1元：480.
福特当年大家趋之若鹜，福利保障好，自己机械系的背景正对口，面试时看到其研发部门井井有条，与未来主管谈话也很融洽；而希凡尼亚则有些混乱，实验室主任显得冷漠，给他规划的未来工作任务：生产流程自动化，听起来也像是虚无缥缈的饼。
该选择哪家没有悬念。张决定去福特。
但是他对福特比希凡尼亚月薪少1块钱这事有点不爽，于是打电话到福特，想讲讲价争取高一点的数字。
第一个电话是“对方付款”，当他信心十足地报了自己名字后，对方秘书说，福特不接受“对方付款”电话。
张并不气馁，自费再打，说自己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月薪更高，可不可以考虑给加点？接电话的是人事经理，和面试他的是同一个人，面试时两人谈笑风生，可这时却很冷漠也很不客气：我们不讨价还价，月薪公司已经定了，你要来就来，不来请便。
没想到弄巧成拙。张说要是后来的他，肯定一笑了之，认了，还是一声不问地去福特。但当时年轻气盛，恼羞成怒，决定干脆去希凡尼亚算了！
张忠谋就这样进入了半导体行业。后来他创办了台积电，成为了“台湾半导体教父”。
Ref：
1.《我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艰辛旅程》，伊瓦尔·贾埃弗 著，邢紫烟 邢志忠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
2.《张忠谋自传：1931-1964》，张忠谋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